大厂反腐，刑上总裁

去年10月，冯佳路也出现在“2024金投赏国际创意节”上，与业内人士探讨“中国营销企业在全球化进程中如何走出去布局？”

图 | 韩鎏与冯佳路

过去，大厂反腐的剑尖，很少指向这样高级别、且掌握核心业务的管理层。圈内，曾经流传一条“刑不上VP（副总裁）”的反腐潜规则。意思是指，企业不愿对VP以上的高层腐败进行公开化披露，大都进行内部处理。原因在于，这些原本充当企业门面的人物，一旦爆出丑闻，对企业本身也是伤害。无论品牌形象，还是股价，都会产生负面影响。

也因此，关于这两者的涉案金额，坊间传闻纷纷。有议论称，像冯佳路这样的十年元老能让公司主动报警，贪腐金额起码够买游艇。

至于韩鎏，外界吃瓜的阵势更甚。网传其查获清单包括1200万现金、50公斤金条及奢侈品，其罪名涉及两项关键犯罪事实：一是通过亲属离岸账户收受供应商贿赂；二是将蜂鸟即配价值5.3亿元的物流调度算法泄露给竞争对手。

这些犯罪事实，虽未得到警方确认，但足可见对这一级别的人物被抓，外界之震惊。

按照吃瓜群众的想象，企业之所以不惜代价对核心人物重拳出击，背后的金额与犯罪事实，恐怕超乎想象。

#02

小虾米，其实也能贪到千万级

动刀动到实权高管头上，其实是有一条清晰可见的线索的。

中国互联网公司内部反腐，可以追溯到2010年左右。

第一个挑头的，当属李彦宏。2011年，百度成立了职业道德建设部，成员大多曾当过警察、检察官等。这些大厂监察官拥有独立的调查权，不仅拥有极高的自由度，甚至直接向最高管理层汇报工作。

2015年，企业反舞弊联盟在上海成立，发起成员包括阿里巴巴、乐视、美的、顺丰、万科、碧桂园等来自不同行业的数百家知名企业。

但这一阶段，很多案件都被捂在了盖子下。披露出来的，也大都是些基层员工，甚至有些还是实习生。

2019年，算是一个转折。这一年，互联网企业贪腐曝光的数量开始大幅增加，且多是公司主动公开。其中，商业贿赂、职务侵占成为互联网公司打击舞弊贪腐行为的重点。

这些被曝光的案件中，有两个现象颇为引人瞩目，一是关键部门的相关负责人，开始被直接拎了出来。仅以最近4年为例，先后就有10余名民企高管被抓。

这里面，最有名是百度原副总裁的韦方。2020年4月，韦方因侵占公司财务被警方带走。韦方曾担任多年百度财务总监，在百度财务体系内是举足轻重的人物。当时，这一事件一度登上热搜，足见其影响力。

在此之前，百度内部反腐最高职位，曾涉及到了被外界称为“太子”的原百度副总裁李明远。2016年，有媒体爆出百度的内部信，称李明远因涉嫌与被收购公司私下巨额经济往来，引咎辞职。尽管李明远后来发朋友圈进行否认，但百度方面有人对媒体确认了该消息。外界普遍认为，徇私舞弊应该属实，很有可能是百度内部评估利弊之后，自己进行了消化处理，并没有选择交由司法部门处理。

除了这两个知名案件外，2020年6月，滴滴某部门高级总监于某声也被爆出，自2016年起在公司服务器采购过程中，为供应商中标收取好处累计超1000万元。同年9月，菜鸟副总裁史苗因受贿数百万元被警方刑事拘留；同月，原阿里巴巴副总裁，天猫快速消费品和服饰风尚事业部负责人胡伟雄确认被警方带走。

图 | 原菜鸟副总裁史苗

2021年，也有两个高级别的人物被抓。他们分别来自快手和优酷。其中，快手前副总裁赵丹阳因收受贿赂“数额特别巨大”，在离职后被逮捕；而优酷剧集版权中心内容合作商务总监马筱楠，则因受贿150万元被判有期徒刑五年。而马筱楠之前，优酷已经有过两位总裁被抓，一位是杨伟东，一位是卢梵溪，职位风险系数堪比茅台董事长。

更值得注意的是，第二个现象：利益不只诱惑运筹帷幄的高层，还有掌握着小权力的基层员工。

最近，一则由北京海淀法院发布的《互联网企业内部人员贪腐犯罪案件白皮书》中显示，2020年到2024年，海淀法院审理的互联网企业员工贪腐犯罪案件达127起，涉案金额超过了1.8亿元，平均个案犯罪金额高达126余万元。

海淀区检察院的工作人员表示，被告人整体年轻化，平均年龄仅36岁。更反直觉的是，基层岗位腐败尤其频繁。一旦低职级人员掌握了一定的权力或资源，造成的贪腐行为更为隐秘也更为严重。

近5年来，基层普通职员贪腐涉案金额，甚至超过了5567万元。例如，一名短视频平台基层运营人员就利用职务便利，向主播索要或非法收受钱款300万元，最终被判有期徒刑五年，罚金30万元。更有甚者，有大厂员工，半年打车报销20万。

报告分析，贪腐行为并不受职级的限制，大型互联网企业因其积累的行业地位、竞争优势，不少基层岗位权力大、“油水”多，低职级人员一旦掌握一定的权力或资源，同样有可能滋生更大的贪腐行为。

梳理互联网大厂的相关案件后会发现，负责采购与商务合作的市场部、广告投放与流量运营的营销部等，都是贪腐的重灾区。无实物的线上业务本就充满溢价，也让从中抽取回扣有了可行之机。

另外，“互联网+行业”新业态下，贪腐犯罪具有手段多样、隐蔽性强的特点。虚拟财产成为贪腐犯罪新对象的同时，传统的“内外勾结”式犯罪行为占比仍达到80%。

更加细化一下，则可以发现，他们贪腐手法，主要分为四类：一是，收受贿赂，偷拿回扣；二是，利用漏洞，职务侵占；三是，徇私舞弊，提携私交；四是出卖机密，信息转售。

互联网行业曾有一则传说：当雇员超过2万人时，公司就会难以避免地出现腐败现象。仅以今年为例，1月腾讯公开披露，2024年全年上百人因触犯“腾讯高压线”被解聘，其中有20余人因涉嫌犯罪，被移送公安机关处理；3月，字节跳动在内部发布通报，2024年全年，公司共辞退违规员工353人，移交司法机关追究刑事责任39人。

这背后，有行业高速的原因。过去十几年间，财富在互联网行业快速集聚，滚滚的钱和资源顺着动辄万人规模的庞杂组织体系流向基层，腐败也在此滋生。

也有部分人基层员工，是因为担心35岁后失业，想尽快捞一笔撤退。而这几年，降本增效成为主题，互联网公司格外关注每笔钱的流向，正巧撞在了枪口上。

#03

大厂邀你参观看守所

到底如何才能有效遏止腐败事件？公司企业内部、以及外部的法律，需要跟着时代迭新，形成合力。

对于大厂来说，步伐太快的后果之一，便是内部监管机制“处处都是漏洞”。不断完善监管条例、设置内部监察部门，是各个大厂在存量时代急需搭建的基础地基。

腾讯成立的反舞弊调查部，曾公开举报邮箱和电话，鼓励举报一切已发生或即将发生的贪腐舞弊等违规行为。近期，京东集团也发布了廉洁合作指南，限制合作伙伴与京东离职员工业务往来。京东集团也特设了1000万专项基金，用以奖励举报人员。

内部自查自纠，各企业彼此之间也组建了联盟。除去2015年成立的企业反舞弊联盟外，2017年，京东倡议并联合腾讯、百度、小米、美团、唯品会等14家企业发起阳光诚信联盟。其核心机制是：建立员工诚信档案系统，有腐败记录的人员永不录用。

除去针对员工的惩戒外，腾讯等还有永不合作主体清单，将参与过贪污案件的合作商统统拉黑。仅在2024年，就新增了三十余家永不合作主体。

外力上，法治是最好的武器。刑法修正案（十二）与去年3月1日起正式施行，即对民营企业内部人员的腐败相关犯罪，作出了更加完善规定。北京海淀区检察院，也逐渐建立起了更高效的检察办案模式，对侵害企业利益的犯罪行为严厉惩处。

由于互联网犯罪具有技术化的特征，相关执法部门也运用了高科技手段与之抗衡。例如一起以虚拟货币作为媒介逃避资金追溯的案件，检察机关使用了区块链大数据流向分析工具，抽丝剥茧，找到了犯罪的证据。而海淀区上线的“检启智远”微信小程序，也帮助企业与司法机关一同携手推动更多元化的治理体系。

刘强东曾说过，“就算你只贪了10万块钱，我也愿意花1000万给你查出来。”

为了提高反腐意识，2019年京东云公共业务部组成了参观团，参观了北京市第一看守所。参观结束后，一名管理者感叹“自由是人生最伟大的财富”。

分财并利，人性使然，不受监督的权力必然会被一部分人用来谋取个人私利。某种程度上，韩鎏、冯佳路绝不会是被抓的最后两个高管，这是一场没有终点的持久战。

此次，反腐的利剑直指高管，至少能在短时间内起到杀鸡儆猴的作用，从中也能看出大厂反腐的决心。一场自上而下的清洗，仍在持续。希望这些掌握权力寻租机会的人，在财迷心窍之际，想一下来自东哥的“看守所”警告，及时刹车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