从侵华碉堡到和平医院

　　来源：北京网友说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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　　在我家乡的单元楼下，有一座小型建筑。周边高楼林立的居民区，车水马龙的街道，让它与周围环境显得格格不入。

　　它体积不大，整体由灰砖砌成，顶部呈穹庐式结构，墙壁呈圆柱体包裹状。尤为特殊的是，墙上18个射击孔宣告着它的“身份”：这是1939年寒冬侵华日军修建的一座碉堡，内部可容纳整整一个排的兵力。透过这些射击孔，日军能进行360度无死角观察，一旦发现目标，便可在第一时间开火。

　位于山西长治的碉堡图源：晨报长治

　　附近居民熙熙攘攘、来来往往。有人偶尔停下脚步，凝视这座见证历史与罪恶的建筑。有人眼中闪过哀伤，有人胸腔涌起愤懑：没有人能忘记那段历史。

　　在距离碉堡大约几百米的街角，矗立着一座名叫“和平”的医院。碉堡与医院，伤人与救人，罪恶与高尚，在同一街道上形成鲜明对比。

　　1937年，卢沟桥事变标志着日本帝国主义全面侵华战争的开始。随后，侵略者将魔爪伸向中国腹地。一时间，华北告急，中国告急，中华大地上生灵涂炭、战火纷飞。

　　同年7月，占领这座城市后，侵略者一边烧杀抢掠、坚壁清野，一边强征民夫修筑防御工事。在这片原是旷野的土地上，他们共修筑了239座碉堡、94个据点、210座炮楼，并在碉堡群中建起一栋二层小楼，作为“司令部”。

　　尽管硬件设施看似固若金汤，侵略者仍对这片土地上的百姓心存疑虑。他们不时抓捕疑似八路军和地下党的人员至营盘，严刑拷打，纵狼狗撕咬，最后将人扔进碉堡外西北角的一口井中。多年以后，天旱少雨，井水骤降，人们从中打捞出大量白骨——都是被残害的先烈与百姓。一份印有“检阅济”的细菌部队文件，揭露了侵略者在当地进行生化实验的累累罪行。

8月15日侵华日军第七三一部队罪证陈列馆公布的新罪证史料图源：川观新闻

　　在这些碉堡附近的营盘中，侵略者还暗中开展秘密行动。其223连队抽调124名鬼子兵，由中队长益子重雄担任队长，部队代号为“益子挺进队”。这支臭名昭著的队伍接受秘密训练，配备重机枪、掷弹筒、小型无线电通信机、炸药、毒药等装备，组织严密、装备精良，专门针对附近根据地的八路军党政军领导机关实施暗杀，扰乱我方作战部署。1942年，侵华日军在益子挺进队的配合下对八路军根据地实施“五月大扫荡”，造成包括左权将军在内的八路军重大伤亡。

　　在侵略者的高压与恐怖统治下，附近军民伤亡惨重，整日担惊受怕、缺衣少食，生活仿佛陷入无边的黑暗。

　　一股力量的出现撕裂了黑暗，为当地百姓带来一线光明。

　　自1937年起，八路军东渡黄河，八路军总部、中共中央北方局等150个党政军机关驻扎于此。八路军依托太行、太岳山脉开辟多处抗日根据地，展开艰苦卓绝的斗争。

八路军第129师主要领导在一起图源：中国军网

　　虽兵力有限，八路军仍战略性开展主动、灵活的游击战：长乐村战斗歼敌两千余人，粉碎日军“九路围剿”；神头岭伏击战围点打援，以较小代价重创敌军，缴获大量物资；黄崖洞兵工厂保卫战以敌我伤亡比6:1的悬殊战损击退侵略者……八路军用一场又一场战斗证明，全副武装的侵华日军并非不可战胜。

　　面对敌人的封锁与清剿，在游击区和根据地，八路军利用战斗间隙积极组织生产。毛主席在《游击区也能进行生产》一文中，记载了许多令人拍案叫绝的生产方式：利用平整后的封锁墙沟、公路两旁乃至敌人据点堡垒后的土地种植庄稼；部分区队开设毡帽坊、油坊、面坊，月盈利50万元，不仅解决军队自身困难，还帮助游击区群众缓解生活压力。物资极端匮乏与抗战生产如火如荼的景象，激励着军民坚持到底。

　　这场战争最终发展成为人民的战争。这座当时仅136万人口的城市，12万人参军，46万人参战，村村都有子弟兵，户户有人上战场。这片土地上的军民一手拿枪、一手持镐，为保卫家园奋起战斗。“台塌了，搭起来再干！”他们不畏牺牲，永不放弃。

白求恩在晋察冀边区涞源县临时手术室里为伤员做手术图源：新华社

　　终于，1945年8月，侵华日军投降，碉堡被废弃。侵略者离开时在碉堡墙上留下“樱花谢了”的涂鸦。这片土地上的人们，终于迎来属于他们的胜利。不远处的那座“司令部”，在岁月辗转中挂上了“晋冀鲁豫白求恩国际和平医院”的牌匾，由可怕的杀人机器转变为守护生命的堡垒。

　　今年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0周年。八十年前，中华民族经历了最惨烈的苦难，也在血与火的考验中，铸就了最坚韧的精神。那段烽火岁月，既是侵略者的残暴见证，更是无数先烈用生命换来的民族觉醒。每一座弹痕斑驳的碉堡，每一片浸透鲜血的土地，都是历史写下的铁证，提醒着我们：今日的和平来之不易。